不可言說的心事——談《四郎探母》作者：蔣勳
從小在台灣隨父母看國劇，當時的國劇，大都隸屬軍中劇團，每逢節日，都有一些演出，供民衆欣賞。記憶中，常常看到的戲碼，並不多見，總是幾出老戲，看來看去，連孩子時代的我，都覺得有些厭煩了。例如，每逢國慶或領袖人物的壽誕，總是演《龍鳳呈祥》，我稍稍長大之後，就對這種應景應酬，或者為了政治宣傳、粉飾太平的戲，有一種反感。記憶中，常常演出的戲目中，還有一出，就是《四郎探母》。小時候看，其實不是很懂，先入為主地認為，《四郎探母》就是一部宣揚
“孝道”的戲，因為戰爭，和母親分隔兩地，舞台上，一個長胡子的男人思念母親，頻頻揮淚，痛哭失聲，小時候看，也覺得有一點誇張。我坐在母親旁邊，看到楊四郎探母見娘，跪在地上，叩拜母親，口中唱著“千拜萬拜，贖不過兒的罪來——”看到母親竟然也從皮包中找手帕拭淚，我是不能懂的。但是，這些記憶，也許是我開始關心以“四郎探母”或“楊家將”為主題的戲最早的開端罷。
胡地衣冠懶穿戴，每年的花開，兒的心不開——其實真正教會我看懂《四郎探母》這出戲的，不只是母親，還有服兵役時認識的一些軍中的老士官們。在鳳山服兵役的時候，我擔任陸軍官校的曆史教官，從小在台北長大，第一次離開家，第一次接觸到和我的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群人。我住在陸軍官校裏，幫忙整理校史，在殘破不全的資料裏看到一個軍事學校背後隱藏的巨大的曆史悲劇。二十幾歲，甚至不到二十歲的男孩子，與家人告別，在戰爭中死去，各式各樣的戰爭，和軍閥的戰爭，和日本侵略者的戰爭，或者，搞不清楚和誰作戰的戰爭。他們死去了，我要在校史上為他們立傳。我在撰寫他們的故事時，覺得曆史的荒謬，覺得撰寫曆史的虛僞。感覺到疲倦而沮喪的時候，走到校園裏，碰到一些老士官，他們站起來，“少尉好!”他們畢恭畢敬向我敬禮，他們的年紀比我大很多，臉上蒼老黧黑、我覺得有些不安，和他們一起坐下來，忽然聽到他們身邊的收音機唱著一句:“千拜萬拜，贖不過兒的罪來———”我心中一驚，面前這些面目蒼老黧黑，一生顛沛流離的老士官，他們的故事，仿佛就是楊四郎的故事，是戰爭中千千萬萬人與親人隔離的悲哀與傷痛，不可言說的心事，都化在一出“探母”的戲劇中。
我開始注意鳳山黃埔軍校的校園中，或者整個黃埔新村的眷村中，總是聽到《四郎探母》，總是聽到一個孤獨蒼老的聲音，在某個角落裏沙啞地哼著:“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;我好比虎離山，受了孤單;我好比淺水龍，困在了沙灘……”我在整理黃埔軍校的校史的同時，開始和這些在各個角落聽《四郎探母》的老兵們做朋友，聽他們的故事。一個叫楊天玉的老兵，山東人，民國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，在山東鄉下，連年兵災人禍，家裏已經沒飯吃了，他的母親打了一捆柴，要天玉扛著到青島城裏去賣。那一年他十六歲。扛著柴走了幾天，走到青島，正巧碰到國民party軍隊撤退，他說:“糊裏糊塗就跟軍隊到了台灣。”我算了一下，他跟我說故事的那一年是1969年，距離他被抓兵離開家鄉，已經整整二十年。他說:“楊四郎十五年沒有見到母親，我娘呢，二十年了，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，是到哪裏去了。”另外一位姓張的老兵，四川人，第一次認識他，我問他的名字，他笑著說:“少尉，名字不重要。”我不懂他的意思，他也說:“不重要，不重要。”後來熟了，才知道他兵籍號碼牌上的名字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，他說:“打仗啊，到處抓兵，軍隊都有一本兵籍簿，按著兵籍簿的名字發饷發糧發衣服彈藥，要是有一個兵逃跑了，就抓另外一個人來頂替。”這個姓張的四川人，逃了很多次兵，又被抓去做另一個逃兵的頂替者，他于是養成一種玩世不恭的調皮態度，總是說:“名字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楊四郎，楊延輝，不是也改了名，叫木易嗎?”
是的，許多有關《四郎探母》的細節，我是通過這些在戰亂中活下來的老兵讀懂了的，知道了為什麽這出戲可以曆經百年不衰，在人們口中一再流傳。以後因了曆史的癖好，去《宋史》中找楊業的傳，又找到鄭骞先生有關《楊家將演義》一厚本詳盡的考證，甚至，自己也做了不少卡片，准備寫有關楊家將曆史與通俗演義的對比。但是，不知道為什麽，一想到那些老兵的臉，就忽然覺得一切曆史的荒謬，曆史上不會有一個叫作“楊天玉”的名字，整部黃埔軍校校史中沒有這個名字，但是他卻是使我對戰爭的悲慘、曆史的虛假認識最深的人，就像在整部宋代曆史中，在宋遼交戰的曆史中，楊延輝是一個難以查證的人，但是，楊四郎卻為空泛與滿是漏洞的曆史做了最真實的補充。
從曆史上來看，《宋史》中有關“楊業”的記錄非常簡略，這個五代時屬于北漢的將領，在宋代統一之後，歸于宋王朝，在雍熙年間，10世紀的初期，在一場戰役中，全軍覆沒。《宋史》上除了繼承楊業邊地軍功的兒子楊延昭（六郎）之外，並沒有涉及其他子嗣的記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楊家將是從宋代以後，依據《宋史·楊業傳》的小引，引發出了一套體系龐大的家族悲劇史。這一套民間口述曆史，隨著不同的時代而附加了當時社會不同的政治禁忌或政策，使楊家將的戲劇一再豐富，成為足以反映民間心事的偉大創作。關于楊家將中《四郎探母》這一部分的架構，可以看到隱藏著一種胡漢矛盾的基礎原型。胡與漢，遊牧與農業的民族，因為生産形態的不同，産生了在中國北方長期的衝突，戰爭也自然成為解決胡漢矛盾的要素，比較溫和的時代，則盡量避免戰爭，改用和親的政策。這個中國曆史上的基本原型，在《四郎探母》中被用作戲劇的骨架，楊四郎代表了漢族，在與遼邦（胡）的衝突中，全家慘死，父親碰死李陵碑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壯烈犧牲，這成為胡漢對立、胡漢仇視的開始。有趣的是，這個四郎，在傳統殉國的概念中成為苟且偷生的背叛者。楊四郎一開始就扮演了顛覆中國儒家“忠”的角色，他改名木易，娶了遼的鐵鏡公主為妻，夫妻和睦相處了十五年，生了孩子，唯一的遺憾，似乎只是思念母親。
把“忠”的概念移為“孝”的真情，《四郎探母》最初的動機其實已經違反了原來傳統中“移孝作忠”的大正統。我相信，這出戲在清代産生，是有一定曆史背景的，清兵入關，努力調和胡漢的對立，從嚴厲的高壓，到溫和的懷柔，在舞台上，我們看到楊四郎與鐵鏡公主相敬如賓，彼此恩愛，似乎也就解脫了胡漢嚴重的對立，國仇家恨，一旦化約成“親戚”，也就納入夫妻的恩情，化解了族群衝突的嚴重性。如果《四郎探母》是清代官方的宣傳品，這種宣傳品是非常高明的。戲劇創作者抓到了人性的基礎，使人有機會超越現實政治的對立關系，從“人”的本性出發，使“人”可以互助互愛，不被團體（胡、漢）的族群分化限制，有更闊大的，也更健康的倫理態度。
鐵鏡公主是非常健康的角色，楊四郎的深情有極大部分來自這名健康女子的支持與鼓勵。在《坐宮》一段，楊四郎的自哀自歎被公主發現了，是公主鼓勵他，也用機智引帶出楊四郎的壓抑;在楊四郎透露真正的身份之後，鐵鏡公主的反應極複雜，這是自己深愛十五年的男子，這又是殺死父親的楊家的子嗣，在政治對立、族群對立中，挑戰了鐵鏡公主的選擇，她也曾經憤怒地說:“報知母後，要你的腦袋。”在政治分離的時代，我們都知道，多少親人家族反目成仇，用殘酷的政治手段對付親人，但是，《四郎探母》委婉地使胡漢對立緩和，聰敏的公主，體諒四郎思念母親之情，也信任四郎一夜之間即刻回來的信諾，一切的行為只在一種對“人性”
的信任，對人與人深情相待的信諾，所以鐵鏡公主偷盜了令箭，幫助四郎出邊境，回家探母。
在台灣與內地政治分隔四十年後，探親令下，我在報紙上讀到這一消息，忽然憶起那些軍中的老友，不知道他們是否都在回家探親的路上，在家鄉的老家中長跪地上，或叩首于母親的靈前，心中仍是那一句:“千拜萬拜，贖不過兒的罪來——”是誰扮演現代的鐵鏡公主，成全了這些現代楊四郎的回家探母，這將是下一出《四郎探母》的戲中故事罷。
20世紀70年代中期，我從法國回來，常去當時中華路的國藝中心看戲，看的仍然是《四郎探母》，仍然是已經年邁的老兵，好像不是因為心酸，而是因為眼疾，頻頻拭淚，台上楊四郎的戲詞，他們每句都會，跟著唱。我帶年輕的學生去看戲，學生們討厭老兵，嫌他們看戲沒有禮貌，台上一唱，台下也跟著唱，我心裏卻知道，他們已真正是現實中孤獨悲苦、無家可歸的楊四郎，只是學生年輕，不知滄桑罷了。後來有一陣子，不知道為什麽，《四郎探母》忽然被禁演了，在政治KB的年代，衆說紛纭，沒有人講出什麽道理，卻都在耳語著。不多久，又解禁了，甚至加上《新四郎探母》這樣的名字。我趕去看，看到探母見娘一段，照樣痛哭，照樣磕頭，照樣千拜萬拜，但是，拜完之後，忽然看到楊四郎面孔冷漠，從袖中拿出一卷什麽東西遞給母親，然後告訴母親:“這是敵營的地圖，母親可率領大軍，一舉殲滅遼邦。”我看了大笑，政治的情治部門，無所不用其極。他們害怕老兵想母親、想家，在那個可怕的年代，想家都可以有罪。
楊四郎的故事沒有完，在人被政治扭曲的現實中，楊四郎必須是埋伏的情報員，負有諜報的工作，因此，一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戲，忽然使人對楊四郎産生了空前的反感。楊四郎如果是為通報敵情而回營探母，他對母親無深情，對鐵鏡公主也無深情，楊四郎就只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虛僞者，他不會在這個舞台上受人認同。我看到一些剛揉完眼睛的老兵，忽然離座，他們走出劇院，他們走進繁華城市的荒涼夜色中去，他們心中的楊四郎已經被政治汙染了。為了政治理由而粗暴改動一出長久在人們心中形成力量的戲，其實是愚蠢的，在政治的粗暴過後，我們看到分隔四十年、五十年的親人，在戰亂之後，有一種人對待人的真情在慢慢恢複。在電視上，看到一名老兵跟著台灣娶的妻子，回到鄉下老家，到了門口，淚流滿面，無論如何也不肯進門，結果是台灣老婆大大方方進去，向一位蒼老顫抖頭發花白的婦人一鞠躬，說:“大姐，你不要怪他，他也是離開你二十年以後才跟我結的婚!”不知道為什麽，這些場面總使我想起楊四郎，想起那些在戰爭中被迫害的人，不像西方那樣懂得反抗迫害，不像西方那樣用激烈的方式控訴戰爭，卻用最委婉悲涼的方法訴說著人在戰爭中的苦難。
《四郎探母》其實是一出反戰的戲，它以人的深情對抗戰爭、政治的殘酷。四郎要見母親，是真情;四郎恨遼國，是真情;四郎愛鐵鏡公主，也是真情;四郎回家，見到元配妻子孟夫人，覺得心如刀割，滿是愧疚忏悔，也是真情;楊四郎所有的真情糾結成他現世的矛盾，成為一種難以言喻的哀傷。人們愛楊四郎，跟著他一起唱“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飛”，是因為每一個人都暗自覺得自己也有楊四郎同樣的矛盾，在現實充滿兩難的矛盾中，只有更多自哀自歎的自責罷。
楊四郎在舞台上以暫時的團圓結束，但是楊四郎的悲劇並沒有結束，楊四郎的故事仍在世界各個角落，在戰爭與政治的壓迫下，每一日每一日地上演著，在那些與親人分離的歲月中，他們會永遠懂得《四郎探母》深情的真義。
（原載1998年10月5日∼10月6日《聯合報》副刊）
